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的基础上，将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以往，学术界在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时往往用“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表示，其实质就是实践世界观，以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世界观相区别。实践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世界观。马克思在1845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他创立的哲学不但注重解释世界，更强调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明确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实践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指导人们改变世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创立的新哲学特征的揭示，这种世界观可以称之为实践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世界观。从事哲学研究，主要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实践服务的。他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为武装斗争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正如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所指出的:“《实践论》不是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过去的哲学全都如此，恩格斯也是如此。应该说，的哲学是实践一元论的哲学。”因此，的哲学就是实践哲学，世界观就是实践世界观。不但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世界观，而且开拓性地将它转化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方法论。本文拟从转化的根据、转化的环节、转化的层次来考察如何开拓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

　　这个命题隐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应当通过人们的主观创造活动，将世界观蕴涵的方法论揭示出来，转化为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以来，我国哲学界长期流行以下见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或者方法论是世界观的运用。“人们的世界观总是通过观察和处理各种具体事物和具体问题时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法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运用这个根本观点去认识、评价、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哲学世界观是由哲学概念(范畴)、命题、推理以及论证构成的理论体系;方法论是探讨方法的元理论，既聚焦方法“是什么”，方法“怎么样”、即方法包括哪些环节和怎样操作的问题;还包括思维方式、思维方法问题。这就是说，必须经过主体的探究，才能将世界观中蕴涵的方法及环节揭示出来，转换成可操作的系统。因此，将世界观蕴涵的方法论等同于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显然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开始就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简单地等同于方法论，而是非常自觉地将它转化方法论，以指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重温自觉地将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主要依据就是以实践为根本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蕴涵了改变世界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新哲学蕴涵了方法论。1873年1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申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揭示了《资本论》所体现的辩证法特征，而辩证法就是重要的方法论。

　　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断言“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他和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点。此后，恩格斯坚持和发展了这一观点。1890年6月5日，他在给保尔·恩斯特的信中写道:“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在这段话里，恩格斯就强调应当将唯物主义当作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当作现成的公式去裁剪现实。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在写给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性质。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能转化为方法论，是由其哲学体系的特点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就三者所反映的内容来看，统一的基础是客观辩证法，即客观对象由于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其发展;就三者为何可以一致来说，一致的基础是人们的实践活动。三者一致的原则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为人们揭示获得规律性认识即真理性认识的一般道路，提供了运用规律性认识开展实践活动的方法。

　　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认为，所有科学的规律、理论、范畴、概念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他看来，“作为主客观之间中介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客观对象内在的原则，就是说，方法不仅是主观方面的工具，不仅是主观思维中的范畴、概念，而且它就是客观现实固有的本质。方法之所以能成为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的工具或手段，正是由于方法本身就是客观对象内在的原则，方法无非就是即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冯契的上述见解表明包括世界观在内的理论可以转化为方法的科学性。

　　那么，人们把握了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后，为什么可以找到行动的方法呢?认为，主体把握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后，就可以从中找到实践的手段、方式、途径，理论就转化为方法。认为，客观事物由于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定了其本质、规律，主体根据本质、规律能够制定合适的变革方法。在他看来，事物的规律就是由事物内在矛盾所规定的事物的性质以及与它以外的事物的关联、制约所决定的发展趋势。而“方法”就是主体根据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去变革客观事物，将实践的目标物化，也就是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

　　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蕴涵了方法论的立场，而且做了系统性的阐发。

　　首先，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在看来:“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基础上，的创新性贡献是将其中蕴涵的方法揭示出来，以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论》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方法论。《矛盾论》认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即世界观就是方法论。因此，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是一致的。

　　其次，方法就是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运用。要能动地改造世界，必须凭借特定的方法。那么，什么是方法呢?精辟地指出: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指导战争的方法是由敌我双方行为规律决定的，从事其他方面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也应当是由实践活动的对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决定的。他断言，“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他在《实践论》中确信，部分人因为没有把握而不能大胆地接受工作任务，而没有把握的原因在于:“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这就是说，是否把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决定了变革它的实践是否成功。

　　正因为规律可以转化为变革对象的方法，十分强调按规律办事。他指出“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这就是说，领导开展工作取得的成效与遵循客观规律成正比。

　　再次，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在看来，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的。“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规律只有能够被认识，才谈得上从其中找出变革它所体现对象的手段、程序。

　　“”运动遭受的挫折，使认识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1960年6月18日，他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提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这里表达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探索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思想。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涉及了怎样认识客观世界方面的内容。他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经历的过程更长更艰难。

　　还阐明了怎样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践论》认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就是说，对于调查研究获得的感性材料，必须进行科学的抽象，以发现其本质和规律。《矛盾论》强调，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是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应探索、解答时代问题。近代以来的绝大部分思想家从事哲学研究并不是出于对理论的偏好，而是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问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经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为代表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世界观作为自己的哲学理论，并将它转化为改造旧中国的方法论。但早期党的领导人不懂得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已是苏俄化的，将它作为中国革命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结果遭受了挫折、失败。从秋收起义濒临失败的残酷现实中意识到，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既有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也有只适合苏俄国情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对策。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为:各个人必须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联盟的国家。而带有苏俄国情是先占领城市后夺取乡村的革命道路，这是不必遵循的特殊对策。因此，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过程中，首要的环节是通过武装斗争的实践，考察、归纳中国革命的特点，为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提供基础。

　　作为一位哲人大连新闻网，从带领秋收起义余部开进井冈山地区开始，就注意从反击军队的“进剿”“会剿”战役、战斗中研究、总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割据斗争的规律。在调查研究，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又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后，便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作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积极追随者，博古等人没有认识到战争及其规律是发展变化的，不知道从一般与特殊的相互联结中去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一味机械地照搬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于1936年12月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他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也就是说，时间、地域、性质等战争的特殊情形决定战争的指导规律不同。为此，概括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经过了1924—1927年的大革命。(2)敌人的强大。(3)红军弱小。(4)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不难看出，该文既是对井冈山斗争时期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斗争经验的进一步总结，更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长征前期失利的反思。这些特点的探寻，为探索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提供了素材。

　　1938年5月，当全面抗战爆发10个月之际，在分析、探索中日双方特点的基础上，撰写了《论持久战》一文。经过全面比较，辩证地分析和综合，概括了中日双方四个相互矛盾的因素:(1)日本是一个强国，中国是一个弱国。(2)日本侵略战争是非正义、退步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3)日本是一个小国，国土面积小、物产不丰富、人少、兵少，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撑长期的战争。(4)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中日战争除了发生在相互矛盾对立的四大因素之上，还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发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是正义力量上升的时代。这些特点的总结、概括为揭示抗日战争的规律提供了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政权始终将铲除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为主要任务，内战不可避免。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不同，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后没有撰写专门的文章考察国共双方在战争力量对比方面的特点。他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方面的特点分析散见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关于重庆谈判》《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等多篇相关文献中。从这些分析看，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呈现以下特点，(1)反动力量的强大，并且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必然实施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会处心积虑挑动内战。(2)力量的相对弱小，但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能为应付内战作好准备。(3)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他们的拥护。(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光明的前途。

　　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概括而成的。如前所述，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的三篇文章从斗争实践中意识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又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总结的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呈现四大特点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在看来，“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由于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从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总结、概括而成，因而非常准确。

　　在《论持久战》中，根据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方面的国情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概括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的战争展开规律。为什么中国方面拥有三个长处、一个短处不能迅速战胜仅有一个长处、却有三个短处的日本侵略者，还会是持久战呢?以为，对这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在他看来，敌强我弱这一矛盾因素决定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不能速胜。假如只看到敌强我弱，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仅仅看到大小、退步进步、多助寡助也得不出持久对抗的结论。然而日本有其他三方面的不足特别有小国这一不足，中国有三方面的优点特别有大国这一优点，可以抵消日本是强国这一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战争力将被逐渐削弱，最后支撑不了战争。因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虽然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规律是预测性的，但由于是在辩证地分析和综合了中日双方的矛盾对立因素及其展开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因而也非常精确。战争的进程证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取得了最后胜利。

　　由于没有撰写专文探讨解放战争爆发前后国共双方的特点，因而也就没有撰写专文揭示解放战争的规律。这样，笔者只能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等文中梳理出以下规律。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在兵力、所控制的国土面积，所拥有的人口，经济实力等方面都对比悬殊，方面占绝对优势。正因为如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叫嚣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看来，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战胜纸老虎的蒋介石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而规律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打退了军队的全面进攻;1947年7—9月间，人民便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而从1948年9月起，人民与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消灭了大陆的军队，推翻了政权。

　　1945年11月，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指出:“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这段话表达了赢得民心就会取得战争胜利的思想。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认为:“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则占着优势。人民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外军事斗争史表明，民心的向背制约战争的胜负，解放战争也是如此。

　　1946年11月21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的讲话。“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看看中美商约第二条，蒋介石怎么能不孤立呢?孤立了他，我们就胜利了。”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的坚强的领导之下。”这就是说，中国领导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规律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发展趋势的理论把握，而中国革命的规律是对中国革命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把握。如前所述，以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理论系统都蕴涵着方法，因而中国革命的规律中自然而然蕴涵着中国革命的方法。

　　土地革命战争时武装斗争的方法、原则就是从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从事指导战争的人们必须遵循的理论，但达到这一目标采取的途径或方法与所属部队的强弱密切相关。带领秋收起义余下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即遭到湘赣两省军队的不断进犯。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为了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通过对若干次反击军队战斗实践经验的反思，于1928年上半年归纳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红军游击战术。当强敌进犯时，弱小的红军只有采取诱敌深入的盘旋式打圈子办法以避敌锋芒。然后寻机扰敌、攻敌、歼敌。因此，十六字诀这一反击军队进犯的方法、途径是由敌强我弱的规律即理论决定的。在这里，理论蕴涵了由四个环节、步骤构成的方法论。

　　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斗争的方法、原则也是从抗日战争规律中引申出来的。在看来，根据敌强我弱这一特点，为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实现持久抗战的目的，必须采取以下战略原则和战术方针。(1)抗日武装应坚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为了开展持久战，主张战略上的防御应当和战术上的进攻相结合，战略上的持久应当和战术上的速决相结合，战略上的内线应当和战术上的外线)应处理好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开展抗日持久战的过程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次要的，阵地战则是更次要的。认为，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次于运动战。(3)正确理解抗日持久战既是歼灭战、又是消耗战。在看来，一方面，抗日战争从战略上着眼是消耗战，从战役战斗上着眼是歼灭战。这是因为敌强我弱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我方只能采取战役战斗的歼灭战，一点一滴地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达到战略消耗敌人、削弱敌人，最后化强敌为弱敌的目的。另一面，战役的消耗战是实现战略上消耗日军的条件。确信，一般情况下，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则二者兼而有之。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积极推进土地改革、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利益就是根据赢得民心才能赢得解放战争的规律决定的。而在中国，赢得民心主要是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而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让广大农民有地可耕，是赢得农民群众认可的主要途径。1946年7月20日，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强调，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对于农村而言，一方面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实行土地改革以解决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对一般富农、中小地主要实行较宽松的政策。实行这样的土地改革政策，目的是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民众。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将开展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作为赢得民心，进而赢得解放战争的重要途径。

　　根据抽象程度的高低，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成了四个层次的方法:即基本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体方法。前文阐述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过程中，聚焦的是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法。譬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敌强我弱的规律，引申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是具体的方法;解放战争时期根据赢得民心才能赢得战争的规律，采取了土地改革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虽然注重将实践世界观转化为具体方法，但在引申出具体方法的过程中，既离不开实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法等基本方法的指导，也离不开分析和综合相结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一般方法的制约，也因与特殊的革命实践密不可分而带有特殊性。

　　基本方法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立场的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最高层次的方法。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实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群众路线的方法等。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考察实事求是方法。实事求是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环节中的重要方法，是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方法是指在运用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时，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而是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有取舍地遵循。这里不妨以在秋收起义濒临失败之际力主余部向湘赣边界的农村地区转移，最后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来说明。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猛然醒悟到应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中国人掌握的武装力量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但都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了。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政权的反动统治，建立领导的工农联盟国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普遍性的原理。中国人要推翻的反动统治，也必须采取武装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指出各国人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应先夺取城市还是先占领农村。当时的中国人强调以俄为师，将先夺取城市后占领农村这一符合俄国国情具有特殊性的革命道路理解为适合各国革命的普遍性道路。正是受这一思维方式的左右，当时党的领导人都将夺取大城市作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目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的领导人仍然指望凭借余部夺取城市，结果滑向更彻底的失败。唯独秋收起义濒临失败时，作为前委书记的在浏阳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议，通过耐心的劝说工作，做出了向湘赣边界农村地区转兵的历史性决策，向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思维方式看，在秋收起义面临失败时，就质疑了苏俄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性原则的属性，将它当成了不一定要遵循的特殊性的革命道路，为带领余下的起义部队向湘赣边境农村地区进军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方法论上说，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随着思维方法的改变，武装斗争的途径随之变化。这意味着，理论还不是方法，但它蕴涵着方法。之所以能做出这一决策，是因为失败的教训使他意识到在中国先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走不通，只能先占领农村。从思维方法看，没有将苏俄先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当成各国无产阶级必须遵循的革命道路，而是理解为特殊性的道路。

　　实事求是方法实质上是分析实践对象的内在矛盾，探寻其本质和规律，进而从规律中引申出方法。因此，实事求是方法实质上是矛盾分析法的运用，是对立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思维活动的要求。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阐明的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何以可能的理论依据就是实事求是方法的运用。

　　一般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实践方法论时采取的辩证逻辑方法，主要包括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

　　考虑到篇幅，本文只考察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般方法。抽象即抽象概念，是客观事物某一方面本质属性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具体即具体概念，是客观事物各方面本质属性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科学的认识不但要求将感性的具体对象作为抽象的根据，从感性具体到思维中的抽象;而且要求将思维中的抽象上升为理性的具体，也就是将思维中的抽象综合起来，达到多方面规定的统一，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客观对象。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很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般方法。《实践论》中的“实践”概念、《矛盾论》中的“矛盾”概念、《论持久战》中的“持久战”概念、《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概念等都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实现了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的飞跃。笔者只拟就考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怎样将“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经历了三个环节。其一，从实际情况出发，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文章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结合去考察中国社会的性质，断言自周秦以来中国是封建社会;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近代中国社会又逐渐地滋生了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沦陷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从五四运动开始，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了。其二，全面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指出最有现实可能性的发展趋势。《新民主主义论》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种可能的前途，一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三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看来，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都不赞成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当时革命的前途。因而，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现实根据和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的可能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这一任务完成以前，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换言之，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作当时革命的前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当时革命最有现实可能性的发展趋势。其三，指出怎样创造条件促使现实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以便达到革命的目的。现实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不是自动实现的。为了使新民主主义国家名副其实，为它制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容许民族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实行“节制资本”。文化纲领是以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经过上述三个环节的展开，“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由单一的抽象的规定上升为多方面规定的统一，也就是由思维中的抽象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冯契认为，具体概念是有理想形态的概念，承载了主体的信念、意愿、情感和价值追求，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动力。因此，概念由抽象上升为具体这种一般方法是人们实现理想、价值的重要环节。

　　特殊方法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适用某一特殊领域的方法。在军事斗争领域，概括了十大军事原则。这里只叙述十大军事原则的前四条原则:(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对于这些军事原则，我们可以做出两方面的判断:其一，这些军事原则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敌强我弱这一常态，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的体现。其二，这些军事原则只适用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事斗争这一特殊领域，还不是可操作的具体方法。要将这些军事原则运用于军事斗争实践，还必须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法。又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处理经济建设领域中矛盾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解决思想文化建设领域中论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处理中国和各派相互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都是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方法，都还不是可操作的具体方法。

　　具体方法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适用某一具体领域的工作方法。为了使红军成为工农大众欢迎的军队，1928年4月3日，在湖南桂东沙田宣布并解释了这支军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些是融洽军民关系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法。1929年4月，以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去信中就提出了敌强我弱情形下红军如何生存、发展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就是可以操作的对敌斗争的具体方法。又如，提到的“抓两头带中间”“弹钢琴”“典型引路”“胸中有数”“分清主流和支流”等方法，调查研究中的“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以及“解剖麻雀”等方法都是具体的领导工作方法。

　　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四个层次中，基本方法是世界观意义的最高层次的方法，特殊方法是基本方法在特定领域实践中的应用，而具体方法是基本方法的具体运用，是可以操作的最低层次的方法;一般方法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基本方法、特殊方法、具体方法时所运用的辩证逻辑工具。

　　综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考察不但探讨纠正了学术界将哲学世界观等同于哲学方法论的误解;而且对实践世界观如何转化为方法论做了深入、系统、独创性的突破性探讨。这种探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价值。

　　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思，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