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文化沿着相通而汇聚的水系在冲突与交流之中不断融合，逐渐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气质——

　　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的同时，总要回头看看来时的路。各大地区的文明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中，不可忽视的文明开端，是各种文明从混沌发展至成熟的社会形态，并在融会贯通中不断扩大一体化发展趋势。最终形成的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7月10日-12日，全国考古工作会在济南召开。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专家聚焦“考古中国”六个项目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进行了新的梳理。

　　要谈中华文明的起源，先从文明的概念辨析开始。文明是指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作为一定时间段内社会状态的总概，指的是一个社会由解体的氏族制度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

　　如果根据“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标准来推断，文明的萌芽，往往伴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是目前公认的中华文明起源地，为防止山洪侵害修建的高坝和低坝，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在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证明有王权组织开展大规模公共建设。

　　文明的起源与诞生，并非同一概念，更不是同时进行的。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虽然线年的良渚文化中首次出现，并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区域多点开花，但文明的萌发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

　　现有的考古成果显示，一些地区的文明要素甚至从一万年前便开始累积，并在约五千年的发展中升华，汇聚成文明。以仰韶文化为例，在文明真正成形于黄河中游地区之前，距今约七千年的裴李岗时代，已经表现出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复杂的社会形态；一千多年后，仰韶文化进入中期，在裴李岗时代的社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了普遍复杂化的过程，各区域逐步迈入前早期国家状态，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从史前社会变化来看，当时社会已经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此时尚未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也就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概念。文明已经出现了火苗，但真正的文明出现，尚要等到距今约5000年，此时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等不同区域纷纷建立了良渚文明、大汶口文明等地域性初期国家文明，不少地区已经站在或者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距今3800年，以中原为中心，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夏代，自此，中国文明走向成熟。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仅是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分散在广袤大地的地方文明构成的文明“丛林”，各地区文明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演进方式和特点。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体量为同时期世界古代文明之最，被称作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

　　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从自然条件来看，早期中国之所以形成了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片土地相对独立、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各地区文化得以持续发展。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各自适应本地区的自然环境，书写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历史与文化。

　　其中大连新闻网，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在距今8000-5000年这一时段，各地文明的发展历程基本相似，在生产力大幅提升的过程中，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从而形成了城市、国家的雏形。海岱文明在此期间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阶段，文明发展的途径与模式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真实写照。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大连新闻网，海岱地区贡献了制度文明，海岱考古文化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高超的制陶技术、超强发展的玉文化、大规模聚落中心与城的突起、氏族墓地兆域的划分。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分化呈现注重血缘和原始宗教，当时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体现了鲜明的社会生活等级，对中原地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家户规模的持续缩小，城址组的出现印证了区域社会的产生，为早期古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是断裂性的，血缘关系和宗教氛围都被淡化，但器物风格、聚落模式、社会形态等文化组成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人的社会属性增强、家庭属性减弱，社会进入城邦时代。从整体社会风貌来看，龙山文化阶段更贴近世俗性社会，这一时期，个体家庭上升为家户主体，等级分化更为社会化，财产逐步私有化，并出现了贸易关系。在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各处龙山时期聚落遗址，可以看出居民聚落鲜明的分层等级，既有中心性质的城址和二三等级的环壕聚落，也有普通的小型聚落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文明演进的人为因素来看，战争、祭祀、文明相互促进，互相影响。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带有哨卡、军营的军寨，也有反映占卜之风的随葬龟甲在各地出土。

　　在更晚一些的岳石文化中，则出现了分级的城址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在城子崖发现的早晚两期岳石文化城址中，已经采用了较为成熟的版筑技术和集束棍法夯筑城墙，城门出现了“一门三道”的结构，集权的早期国家得到发展。

　　海岱文明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于，海岱地区的社会统一性很强，虽然目前的考古工作尚且存在一些过渡阶段的时间断裂，但并不妨碍海岱文明整体性的连贯。“至少可以认为，从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是连续地发展下来的。”山东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

　　从五千年前延绵至今，中华文明作为唯一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以早期中国各大区域文明的独立发展、相互融合为开端，在交流碰撞中产生了高度发达的一体化文明。

　　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金属、文字、城市，一度被认定为文明成形的“三要素”。然而，传统的“三要素”有各自的局限性，例如语言文字能够追溯的时间有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一般不超过新石器时代。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三要素”并不是文明起源的标准答案。形成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标准，是考古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过去，受到国内考古事业发展的限制，且受限于西方学者将青铜器作为文明诞生的标准，中华文明起源最早只能追溯至三千三百年前。近年来，始于21世纪初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后来陆续开展的“考古中国”项目，探寻了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地区性文明，不断将历史的边界延展至更早，从生产发展、社会分工、王权和国家等多角度，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推至八千年前。

　　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更为近年来探索文明起源提供了新路径。一项基本的探索路径是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有研究者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是着眼于中华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还有研究通过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战争等，来辨明文明的发展进程。

　　何以中国，一道中华民族永恒的命题。在这片广阔而又独立的空间里，多元的文化沿着相通而汇聚的水系在冲突与交流之中不断融合，逐渐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气质。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揭示的不只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分布格局，更是中华文明这一优秀基因的源头所在。